《淮南子》，也称《淮南鸿烈》，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等人所著。《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五行等家的思想，当代学者称该书“集众家之说而归之于道，乃西汉道家思想的最高理论结晶，是我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学术巨著”。

　　以下，笔者仅就《淮南子》书中的司法思想加以探讨。

　　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素质

《淮南子》认为，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正当的原则，不能“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否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作者反对那种唯刑罚是务的极端化治国主张，认为“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这是说单纯靠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单纯靠杀戮也不足以禁奸止邪，只有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才是最可贵的。

作者认为，司法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司法不仅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他说：“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矣。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君主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权的掌管者，不能因喜怒或私欲实施赏罚，这样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正当性。依法进行赏罚，不受喜怒之情左右，使官民明白赏罚皆因其自身的行为，而与君主个人的态度无关，这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淮南子》又说：“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这段话吸收了先秦道家清净无为的理论，并将其作为治国的指导方针。从司法的角度看，这段话具有如下的含义：君主从事司法活动时应当坚持清净无为、虚心弱志，才能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保证司法的公正。

作者进一步指出：“是故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上述所谓“淡泊”、“宁静”、“宽大”、“慈厚”及“平正”都是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也是对司法官员的道德要求。官员特别是司法官员只有具备了上述道德素质，才能促成司法活动的正当性。所谓“非平正无以制断”，正是说司法官员不具备公平正直之德也就不可能正确地断狱量刑。

在《淮南子》看来，司法的正当性不仅取决于司法官员的道德素质，也取决于立法的正当性；换言之，公正的立法是公正司法的前提条件之一。它指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则理达矣。”这段文字阐明立法的目的在于赏善罚恶，而公正性则是其灵魂。司法的目的在于将立法的公正性变成现实，赏其当赏，罚其当罚，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即使尊贵者犯法也不会对其轻罚，卑贱者犯法也不会对其重罚。司法的公信力因之得以树立。无论是掌握司法权力的人还是普通百姓，都应遵守法律，不得“自恣”，违反法律的后果都是面临法律的制裁。即使是司法权的最高掌管者君主也不能搞司法擅断，必须根据法律的授权来行使司法权，这就要求君主必须保持“无为”的心态，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指君主在从事司法活动时不随心所欲，不搞“言大于法”，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从事司法活动。可见上述言论与法家的司法思想相当接近。

下面这段话进一步论述了君主带头守法与公正司法之间的关系：“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法生于义”是说法律的本质在于正义，而正义的法律是合乎人心的。法律并非超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们合意的产物，因此法律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法律决定国家的兴亡，只有君主而无法律，国家必亡。有法律而不用，与没有法律等同。君主必须带头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如此才能树立法律的公信力，才能使法律行于天下。如果从司法的角度看，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法律具有正义性，司法在于实现这种正义性；二是“有法而不用”即司法不以法律为根据，其结果是“与无法等”；三是“禁胜于身”即严格公正地司法，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则能使法令深入人心。可见，法治及司法的正当性与君主或司法者的个人素质有密切关系。

《淮南子》还说：“喜怒形于心者，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矣。是以执政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它进一步申明了君主个人素养与司法活动之间的关系，君主喜怒形于色，将个人欲望和意志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那么司法官员就会曲意逢迎、枉法裁判，导致赏罚不当，司法不公，上下离心离德，国家由此陷于混乱。因此，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的君主必须排除私情私欲的影响，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并要求各级司法官员秉公执法，不可枉法裁判，如此才能树立法治的权威，民众才会信赖国家的法令。

作者还提到了“处静持中”的主张，也是对司法官员的一种要求。“处静”是指内心保持一种虚静的状态，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持中”是指追求公正的一种愿望。在作者看来，对私情私欲的超越正是司法官员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淮南子》才将“公正无私”作为对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基本要求。《淮南子·主术》还说：“不偏一曲，不党一事，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这是将“中立”、“公正”当成一种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司法道德来提倡。

作者又指出：“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这是进一步阐明了司法公正与司法者的公正态度之间的关系。君主作为国家司法权的最高掌管者，必须具备公正的态度，将司法公正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作为赏罚的根据。君主行使司法权，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臣民的行为即使对君主有利但对国家无利，也不可对其赏赐；反之即使对自己不利但对国家有利，也不可加以惩罚。可见，对君主来说，司法的正当性乃基于其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

《淮南子》还说：“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又说：“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上引第一段话是说有道之人从事司法活动，即使法律少也可感化民众；无道之人从事司法活动，即使法律多也会带来混乱。可见作者是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其将“贤人”（道德高尚的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了，没有贤人行使司法权，那么国家即使有完备的法律也会衰亡。这就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了起来，此处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泰族》所谓“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也是说的这个道理。

司法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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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又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所谓“罚一人而天下畏之”也点明了司法的作用，借用今天的刑法学术语，即刑罚不仅能发挥“个别预防”的作用，而且还能发挥“一般预防”的作用。“一般预防”旨在通过惩罚犯罪人而让一般人感到畏惧，从而不敢以身试法，这显然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还指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治理国家单纯靠刑事司法（刑罚）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仁义教化，教化的施行不仅能使民众趋向正直，而且会使刑罚悬而不用。由此可见，国家的教化权比司法权更加重要，因为司法权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彰显善道的力量，而是一种抑制邪恶的力量，况且人的天性中具有趋善即追求仁爱的倾向，而教化可以引领这一力量向理想的目标前进。这一说法与儒家的“德主刑辅”理论相当接近。

《淮南子》又指出：“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还说：“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它告诉治理国家应当注重通过教化来移风易俗，不能过度依赖刑罚即刑事司法的力量，因为教化不行而单靠刑罚的严酷将于事无补，并明确阐释了以仁义为本、以刑罚为末的治国方略，实际上也就是揭示了国家司法权的地位：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淮南子》一书认为，司法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司法不仅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它还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之一，甚至将“贤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并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起来，其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还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促进政权的稳定；国家司法权的地位在于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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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六年七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