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人治的较量 --兼论德治

宋飞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人们总觉得法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而将人治、德治避而不提。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从而使人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从人治与法治之争着手，在理清了二者的关系之后，再讨论德治，以期获取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捷径。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抗击非典斗争引出对法治优越论的置疑，并联系江泽民的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主张，提出法治存有不足，人治法治各有所长，应从历史角度加以审视；第二至四部分是正文，分别探讨中西方古代、中世纪及近代、现代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治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介绍了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罗马帝国和中国封建社会、中世纪及近代西方、近代中国、前苏联和新中国这几大块的人治、法治之争。第五部分是结论，先总结前面的内容，提出人治与法治是可以结合的，并由此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
　　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作深入分析，主张德治与法治并无太大关系，德治是人治的主要表
现形式。

主题词：法治；人治；德治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people always think that it is the best administration way to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rule by men 、the rule of virtue be avoided without mentioning. Recently,Comrade Jiang Zemin put forward new opinion that run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running the country with morality be combined together, making how relation of three deal with rule of men,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become a problem badly in need of solution of theory circle and practice circle . This article attempt to set about from the battle between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 after clarfy the relation of two,it is discussed the rule of virtue , in the hope of obtain a shortcut to solve this problem.The article divide into five parts altogether,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it is quoted from the struggle against SARS that there was an doubt of 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 is superior, 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 new opinion that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be combined together proposed by Jiang Zemin , it is proposed that rule of law having deficiency,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have their own strong points each , should be examined from the historical angle closely;Arrange from the Second to the fourth part is the maintext,it is probed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under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me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side in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cient times, Middle Ages, modern times) separately , Introduced the battle between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in ancient Greece and period forward to Qin, Rome empire and Chinese feudal society, Middle Ages and modern West, modern China,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New China.The fifth part is the conclusion, it is summarized above content firstly , proposed that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be combined, and therefore make a deep analysis on the new opinion that run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running the country with morality be combined together proposed by Comrade Jiang Zemin ,and put forward that rule of virtue and rule by law have no big relation , rule of virtue is the main form of expression by rule of men.
Keyword: rule of men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目录
一、导论
二、古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古希腊的人治论与法治论 2、中国先秦百家对人治与法治的论述
（二）实践
1、罗马帝国 2、中国封建社会
三、中世纪及近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中世纪托马斯等人的思想 2、启蒙运动时的思想
（二）实践
1、专制主义与资产阶级大革命2、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四、新中国与前苏联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维辛斯基等人的思想 2、中国的人治法治大讨论
（二）实践
1、前苏联的法治之路 2、新中国的法治之路
五、结论

一、导论
人治与法治谁优谁劣，向来存在争论。主张人治的人说，人与人不同，有一部分人因为得到了上天的授权，或者因为本身的杰出素质而取得管理另一部分人的权力；主张法治的人说，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彻大悟者能永远不犯错误地引领人们永远沿着正确的方向行走。在人治者眼里，法律是智者调度别人的工具，是统治者手持的利器；而法治论者则告诉人们，法律本身就是政治，它自己就代表着公平、正义、平等和自由，它要求一切人都平等地臣服于自己。
从表面上看，法治似乎博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但人治却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这两种治理模式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人治通过动员社会、任免官吏、立军令状、隔离观察等方式控制疫情，法治则通过对现有法规作出及时的修改、补充、解释消除隐患。人治与法治好比两个势均力敌的拳击手，谁也没办法轻易打倒对方。它们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新千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这一主张被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理论界，法治论的统治地位受到置疑，德治、人治、法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开始困扰着人们的心灵。
本文试图从法治取代人治的历史进程入手，以自己不成熟的见解，澄清一些理论上的悬案，回答以上问题。在介绍若干人治论和法治论方面的专家学说和社会实践的同时，笔者也想指出人治与法治两种模式各自存在的利与弊，让读者看清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确立是来之不易的。
二、古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古希腊的人治与法治论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法学界认为那儿也是现代法治精神的摇篮。很多人一提到希腊，就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张和雅典宪法。如果我们仔细审查那段历史，不难发现当时也存在人治与法治之争。
自梭伦变法之后，希腊趋向法治。但诸如雅典三十寡头政治的僭主现象，在当时各城邦还是时有发生。在古希腊的学术界，关于人治法治的争论主要表现为尊重法律与尊重智慧，法律统治与智慧统治的相互关系极其优劣良莠问题。
“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崇尚法治的学者。他建议将最高治权（主权）寄托于“法律”，因为治权者寄托于任何“个人”，都难免感情的影响，“这就怎么也不能成为良好的政制”。因此“人治不如法治”(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2页注释[1])。朴素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也赞同法治，他倡导城邦法律，要求“人民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就象为自己的城垣而战斗一样。”智者学派中的普罗泰戈拉同样主张保卫法律，但他又主张保卫风俗和传统道德，这可以看作是人治法治结合论的萌芽。古代原子论者德谟克里特明确提出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主张。他既告诫人们要遵守法律，又认为“优秀的人本性命定了来发号施令的。”所以“尊敬法律，官长和最贤明的人是适宜的。”(见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12、74、88页，北京，商务出版社，1964年版)。另一智者希庇亚则称法律是统治人类的暴君，这可以说是法律虚无主义的最早代表。
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生时代，上述思想被继承并加以发挥。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因此统治者应该是有知识的治国之才。他把统治者比作老练的航海专家，而被统治的人民则相当于船的所有者及船上的一切其他人，他们都要服从于这个有知识的行家。他视帝王之术为最尊贵的才能，最高贵的才艺。其人治的一面展露的淋漓尽致，但他也重视法律，认为僭主政体不依法而依统治者的意志。他还指示人们前往“只需服从法律的城邦”去。为了捍卫雅典城邦法律的尊严，履行其认为应该履行的服从法律的义务，他宁愿接受不公的死刑判决也不越狱偷生。（1）从这一点看，苏氏的法治重于人治。作为苏氏学生的柏拉图，他受埃及等级制及好友“明君”阿启泰、狄翁的影响，在早期作品《理想国》中勾勒了一个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社会，并表示出对法律的不信任，认为“不停的制定和修改法律--来杜绝商业及其他方面的弊端”，无异于“在砍九头蛇的脑袋”。“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见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3、255页）到了晚年，由于现实经历的打击（主要是身陷囹圄和好友狄翁被害），其思想自《政治家》落笔时就从人治转向法治。到《法律篇》时，他开始认识到“人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并在生活中遵循他们，否则他们会无异于最野蛮的野兽”。但他仍觉得好的独裁者与出色的立法者相结合是最完美的，“法律和规则”只能作为“知识”的“第二种替代物” （见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 何勤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309页）。人治在柏氏心目中还是重于法治的。可他的得意门生却不赞同这种思想。亚里士多德从柏氏的法治理论入手，将其第二套治国方案加以吸收，提出了法律主治的思想。在《尼可马科伦理学》中，他提出“我们许可的不是人的统治，而是法律的统治“。在《政治学》中他进一步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他对这一命题加以论证后，又对法治的双重意义加以诠释：“对已成立的法律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但亚氏在承认“法律是优良的统治者”的同时，并没抹杀人们尤其是政治家的智慧，认为“如果既是贤良政治，那就不会乱法” (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8－171、199、271页)。他觉得有才德的人执政并由人民监督其依法治理的政体是最理想的。在这一点上，他与柏氏存在相通之处。
2、中国先秦百家对人治与法治的论述
在中国先秦时期，思想界一度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此，笔者打算从儒、法、墨、道四家入手，对中国历史上这四个影响颇大的学派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论述进行分析。重点在儒家与法家。
人们通常认为儒家主张人治，而法家主张法治。在笔者看来，并非完全如此。先从儒家说起，孔子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人治论者。他曾说：周文王、武王关于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和业绩，都记载在书本上。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能够执行文武之道的人，有了这样的人，国家就能治理好，没有这样的人，国家就治理不好。所以，他的结论是：“为政在人。”他还认为“政”、“刑”的效果有限，只有“德”、“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很多人以此就认为孔子崇尚人治，反对法治。但我们也不应忘了，孔子还说过：“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他并不是根本不要法与刑。孟子也被大众视为人治论的代表。人们经常引用他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并以此论证他是拥护君主专制的人治政体。但他所谓的“惟仁者宜在高位”是建立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而他实际上是一个贤人与良法并重的思想家。荀子是儒家集成大者，他一反孔孟的“人性本善”，提出了性恶论，但由于他提出国家的治乱决定于有没有贤人当政，而不在有无良好的法律，因此也被人们视为人治思想家。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在发挥人的作用的同时，也充分估计了法对国家统治者的重要。如”法者，治之端也”；只要具备法治、佐贤、民愿、俗善四个条件就可以称王。他从法治和人治相辅相成的观点出发，着重阐述了人本思想，“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曾闻也。”（《荀子.王制》）再看法家，法家相信人性本恶并以此构建其法治理论。管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为法治、人治下定义：“以法役人谓之法治，以人役人谓之人治”，并认为“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虑于法之内也。动之非法者，所以禁止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解》）“上不行法，则民不从”。（《管子.法法》）“法律政令者，吏民之规矩绳墨”。 （《管子.七臣七君》）认为法律不光只管老百姓。基于这些言论，故有人视之为世界法治之鼻祖。（2）管仲一区区齐国之祖，真能称得上这一雅号吗？笔者认为不是，管仲也说过：“夫生于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可见，法律只是君主用来实现“人治”国的一个手段。法家的后期代表，其法治思想远远逊色于管仲。但人们仍以商鞅、韩非为例，认为法家主张的是法治。商鞅的确曾劝告国君要“不贵义而贵法”，“任法而治”，但他也并不根本不要礼与德，他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私”（《商君书.更法》）。韩非曾提出一系列“法治”口号，如“以法为本”，“明法者强，慢法者弱”，“不务德而务法”，“明主治吏不治民”，“上法而不上贤”。（《韩非子.忠孝》）但他和商鞅一样，都难以摆脱管仲法律工具论的影响。商鞅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韩非则将“法”视为“帝之具”。（《韩非子.定法》）由此可见，儒家重人治，也不忽视法治；法家重法治，也不轻人治。
以下，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墨家和道家。墨子提倡“尚贤”、“尚同”，“尚贤”就是推崇贤人之治，这里的贤才不仅要具备孔子要求的“德”，还要拥有墨子补充的“才能”，也就是要德才兼备。“尚同”就是要求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这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手工艺人、小生产者渴望天下一统的迫切愿望。墨子的这两项主张都是基于性恶论而产生的。表面上看，他的思想不被统治者接受，实践却贯彻了他的意图（见《墨子与中国文化》，张守义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76－77页）。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提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庄子又提出：“殚尽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议论”。人们通常将此视为法律虚无论，实则不然。（3）老庄主张的“道”代替了“法”，而“道”只有通过人才能修成，因此也是一种人治。自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中人治成份比重很大。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７号）


　　现发布《黑龙江省实施＜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田凤山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４日



　　　　　 黑龙江省实施《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办法



　　第一条　为消除碘缺乏危害，保护公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属碘缺乏地区。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食盐加工、经营、储备及使用的，均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本地区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卫生监督和碘盐的卫生监督、监测与防治效果评估。
　　县级以上盐业主管机构负责对本地区碘盐加工、市场供销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　各级工商、技术监督、供销、铁路、交通等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各项工作。
　　教育、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积极宣传消除碘缺乏危害的知识，增强公民自我保健意识和防病能力。


　　第六条　食用盐、农牧渔业用盐及其它用盐，实行专营，由县级以上盐业主管机构组织供应。　


　　第七条　碘盐加工企业应当由省盐业主管机构指定，并取得省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许可后，方可从事碘盐加工。


　　第八条　碘盐加工企业应当按省盐业主管机构的计划购进食盐。


　　第九条　碘盐加工企业应当有符合标准的专用厂房、设备、仓库和专职管理、技术人员，并设立碘盐质量检测室。
　　碘盐出厂前必须经质量检验，出厂时应当提供碘盐合格证明。未达到国家规定含碘量标准的碘盐不得出厂。


　　第十条　碘盐加工人员每年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新参加工作和临时参加工作的碘盐加工人员取得健康证后方可上岗。


　　第十一条　碘盐出厂销售时小包装袋上应当有经国家注册的防伪“碘盐标志”。


　　第十二条　铁路、交通部门应当依照省盐业主管机构提出的年度、月份运输计划运送食盐。
　　碘盐的运输工具和装卸工具，应当符合卫生要求。碘盐运输过程中应当有防晒、防潮设备，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同载、混放，严禁散装、散运。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盐业主管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计划，保证及时供应碘盐。
　　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不一致的地区，按照粮食运销渠道组织供应碘盐。


　　第十四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销售的食品和副食品，凡需添加食用盐的，均应当使用碘盐。


　　第十五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方式违法贩运、销售劣质盐、非碘盐、农牧渔业用盐、工业用盐。


　　第十六条　碘盐批发企业，由省盐业主管机构审批，取得批发许可，由当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卫生许可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
　　碘盐零售单位，由县级以上盐业主管机构审批，取得零售许可，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卫生许可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


　　第十七条　碘盐批发企业应当从省盐业主管机构批准的碘盐加工企业购进碘盐，并索取加碘证明。
　　碘盐批发企业购入碘盐时应当进行检测，严禁批发不符合国家食用盐标准的碘盐。


　　第十八条　碘盐批发企业、零售单位，应当按当地县级以上盐业主管机构的规定，保持合理的碘盐库存量。


　　第十九条　碘盐的零售单位应当到当地碘盐批发企业采购带有防伪标志的小包装碘盐，并索取购货凭证，在当地县级盐业主管机构指定的范围内销售。


　　第二十条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卫生监督和碘盐的卫生监督、监测实行食品卫生碘盐监督制度，监督、监测频度和方法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在地方病防治管理、卫生防疫机构中聘任食品卫生碘盐监督员，经省卫生行政部门培训合格后，履行监督职责。
　　县级以上地方病防治管理和卫生防疫机构在食品卫生碘盐监督工作中行使下列职责：
　　（一）宣传消除碘缺乏危害的有关法规和知识，指导有关部门，做好消除碘缺乏危害工作；
　　（二）协助培训碘盐加工人员；
　　（三）监督碘盐加工人员的健康检查；
　　（四）对碘盐的加工、储存、运输、批发、销售和使用依法进行预防性和经常性卫生监督监测；
　　（五）进行现场采样、调查和监督记录，依法索取有关资料；
　　（六）对违反《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和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依法执行行政处罚；
　　（七）定期对碘缺乏病防治效果进行评估，并提出改进意见。


　　第二十二条　食品卫生碘盐监督员、盐政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两人以上，并主动出示统一印制的监督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妨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碘盐的加工、运输、储存过程中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该盐产品价值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碘盐的经营过程中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该盐产品价值２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厂碘盐未予包装或包装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该盐产品价值３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加工碘盐的企业不如实提供加碘证明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该盐产品价值１倍以上２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碘盐加工、批发、零售卫生许可，而从事碘盐加工、批发、零售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立即停止经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和副食品中添加的碘盐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该盐产品价值１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碘盐加工经营人员未取得健康证而从事碘盐加工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１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盐业主管机构责令改正，停止销售，责令责任者按照国家食用盐标准对食盐补碘，没收全部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３倍以下的罚款：
　　（一）加工碘盐的企业没有按省盐业主管机构的计划购进食盐或私自直接到盐业企业采购碘盐的；
　　（二）加工、批发不合格碘盐的；
　　（三）未按粮食运销渠道或未到当地县以上盐业主管机构指定的碘盐加工、批发的盐业企业批发碘盐；　　
　　（四）销售的碘盐没有防伪标志的；
　　（五）未在当地盐业主管机构指定的范围内销售碘盐的。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而从事碘盐加工、批发、零售的，由县级以上盐业主管机构没收其经营的全部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３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敲诈勒索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罚款、没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没收入全额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申请复议或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９年１月６日省人民政府第３１号令《黑龙江省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管理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