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刑事诉讼法的大修，在程序的设立和完善、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以及刑事诉讼的具体规范中都更加科学、合理，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结合，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改革和完善1。但由于刑事诉讼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加上有些问题人们的视角不同素有争议，所以刑事诉讼法的大修不可能完全消除理论与实务上的冲突。有鉴于此，笔者基于基层刑事司法之角度，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实务问题谈点意见，仅供同行们参考。
一、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民并案审与分案审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该条表述的内容看得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并案审为原则，以分案审为例外。也即是说，一般情况下应当坚持并案审理和判决。这是因为，合并审理因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而同时引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可以全面地查明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行是否造成了物资损失及损失的程度等。同时，通过一个诉讼程序，合并审理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关的刑事、民事两种案件，司法机关避免刑事、民事分别审理时所必然产生的调查和审理上的重复，从而有利于节省诉讼资源。2还可以使法官从中学习附带民事方面的审理知识，成为审判上的多面手，不致于让刑事法官成为 “单打一法官”。也正是因为此，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作出了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相同规定，并在一百五十四条关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签收前当事反悔的，第一百六十条关于法院认定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皆要求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刑事诉讼中刑事、民事分案审理之例外，只有一个理由，即“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这样的“例外”情况，一般是因为所附带的民事诉讼案件情况比较复杂，短时间内难以作出裁判，或因案件特殊情况和困难，所附带的民事案件一时无法审理的情况，比如附带民事诉讼受害人人数众多、涉及面广、物质损失数额巨大等情况。当遇到这些情况时，并案审理将会推延刑事部分的审判，不利于及时打击犯罪，也不利于遵守法定的时限要求，因而只能先审理刑事案件，后审理所附带的民事部分。3正是基于此，所以《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作了分案审理的规定，并在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对比较特殊的三种情况分别作出了另案审理的规定。一是当法院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的公诉案件，对已起诉的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不宜调解或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二是一审期间未提起民事诉讼，在二审期间提起的，二审法院可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三是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损害情况作出判决。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分开审理属于何种情况或基于何种原因，原则上均应“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里的“同一审判组织”，是指审理该刑事案件时的同一审判组织或者同一合议庭。4只有当“同一审判组织的成员确实不能继续参与审判的，可以更换”5，之所以规定“由同一审判组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笔者理解，一方面是坚持诉讼经济原则，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是统一审判旨在防止刑、民分开审理可能导致的认定不统一而形成刑民判决的互相抵触，以保障司法裁判的严肃性。但目前在一些基层法院，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要求操作，而是刑事审判庭统一收受公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后，交由承办人先行调解，能够调解的即由刑事承办人并案处理，不能调解的交由民事审判法官办理。这显然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要求，违背了应当并案审理的原则，也违背了“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理之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要求，既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还往往在刑、民法官中引起不必要的矛盾，是不可取的。
二、关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继续坚持拒绝精神损害赔偿”的反思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继续沿用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人们称此条之为“继续拒绝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这一规定彻底阻却了被害人的诉讼愿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司法期盼，也否定了多年来中国法律人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国理论界普遍主张，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认为这是全面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迫切需要。正是基于此，一些法院将强奸、侮辱、诽谤等刑事案件也纳入了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6为此，笔者谈几点意见，供立法部门在今后再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参考。
第一，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责任的应有之义
犯罪不是自古就有的永恒存在的现象，而属于一定历史范畴的现象，它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是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社会矛盾的缩影。所以，一切危害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依法律规定应处以刑罚的各种行为即是犯罪。7因此，一国之犯罪现象是一国之社会管理的睛雨表，管理有力、管理到位则犯罪现象较弱，管理不力、管理失控则犯罪现象猖蹶。以此而论，中国社会的犯罪现象与中国社会管理的情况关系重大。比如，中国对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管理不到位，贪污腐化现象必然滋生；对国企、集体企业的管理不到位，贪腐或违法经营等现象必然发生；对民众的道德、思想管理教育不到位，必须出现道德滑坡，社会失序，各种犯罪诸如拐卖人口、强奸、抢劫、盗窃、故意伤害、打架斗殴等不断发生，所以，国家没有做好社会管理而引发犯罪，应当为此付出代价，赔偿因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属当然之义。
第二，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失赔偿，与国家经济发展情况能够相适应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经济的持续发展强化了国防建议，推进了社会建设，也极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我国已经挤身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并非有些学者所说，之所以新《刑事诉讼法》未采纳理论界主张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建议，主要是出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刑事案件特点的考虑。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才刚起步，而大多数刑事被告人经济状况较差，民事赔偿能力极为有限，法院判决难以执行。8其实，这种担心尽管有一定道理，但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一方面公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已提升了许多，犯罪行为人除自身能力外，尚有众多亲戚朋友资助赔偿而求得从轻处理，而被害人就更惨了。另一方面国家经济能力已非过去，敢于解决城乡居民的社保医保问题，难道连犯罪分子在无力解决赔偿时社会就不管被害人的损失了吗？这决不是共产党为民政策之所在！
第三，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法律对刑事被害人应有的精神慰籍
一个社会如果不同情弱者，称不上善政之社会；一个社会如果不扶助弱者，称不上爱民之社会。众所周知，一个刑事犯罪的发生，不单造成对被害人的严重伤害，而且对其家庭、亲属及周围邻里的生活都会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刑事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其严重性非一般人所能感受，其精神上的损害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比如，一个昂扬向上的高中女生，成绩优异，既定的重点大学目标明确，一个人见人爱学业有为的少女被犯罪分子无情强暴，或轻生寻了短见，或成绩一落千丈，一次犯罪竟可改变她的人生命运；死去的，给家庭造成莫大痛苦；生存的，终生生活在痛苦的回忆里不能自拔。又比如，一个妇女遭到轮奸，导致夫妻离婚，家庭破裂解体，即使能重新组成家庭，但却始终生活在痛苦之中；一家之主的男人被犯罪分子杀害，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维系全家生活的依靠，堂上父母年高多病，妻子弱不禁风，几个孩子皆未成年，犯罪导致这个家庭苦不堪言，生活难以为继。如果不允许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死亡的得不到死亡赔偿金，终身残疾的得不到残疾赔偿金，他们能请求的仅仅限于两类，一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二是因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9这合理吗？难道一条鲜活的生命仅值二三万元吗？一个名人的名誉受到侵犯尚能获得数10万赔偿，这在同一个国家里公平吗？
第四，实行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犯罪分子应负的罪责内容，有利于警示和威慑犯罪
物质损害之赔偿与精神损害之赔偿，皆属于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后果，皆属于犯罪之社会危害性的基本构成内容，理所当然皆应由犯罪行为人自食恶果。因此，犯罪分子为其犯罪行为承担各种损害责任，乃是其承担犯罪后果的当然之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的国家法律不让犯罪分子承担此种赔偿责任，那就是重犯罪人的保护，而轻被害人的保护，这无论从法律、民心和社会公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现在有一种倾向，在偏重保护犯罪人利益上大力倾斜，能轻者尽量从轻，能宽者尽量从宽，挖空心思为犯罪人着想，却对遭受犯罪伤害的被害人不闻不问。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政模式下，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否定被害人精神损害的主张，既不符合国家司法走向，也不符合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方针，更有违中华民族同情、扶助弱者的传统道德理念。也与交通肇事犯罪、国家刑?~赔偿认可精神损害不协调，这是值得中国立法深刻反思的。
三、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诉讼主体的区分与确定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主体，有学者疏理发现，现今的确有多种法律先后进行过规定。10 96年刑诉法”仅规定为被害人，即被害人有权向刑事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尚未旁及其他，实践中较难掌握。《98年最高法院解释》规定进行了细化，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有被害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此三类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在借鉴98年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重新规定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当说，这种表述是客观、准确的，排除了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在确定附带民事诉讼主体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法律对“近亲属”规定不相一致时的判断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而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对“近亲属”这一用语的含意解释为：“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二者的区别在于“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这4类人能否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前者作肯定规定，后者作否定解释，且二者皆属于同一阶梯之法律（国家基本法之二级大法）。最高法院的专家学者认为，“应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为准，理由有二：一是“近亲属”这一用语已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自然应以该条对概念的界定为准；二是事实上实践中也很少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情形”。11笔者赞成这一观点，除上列分析意见外，笔者还认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是一般的在对应条文中所表述，而是在该法第一百零六条对六种用语所作出的含意界定之一，此种界定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按照“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的法律解释规则，“近亲属”已作了明确界定，则当然排除其他主体之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在附带民事诉讼主体区分和认定上，近亲属与法定代理人的适用情形、功能与作用是有所不同的。近亲属是附带民事诉讼的直接当事人，享有原告人的诉讼地位和实体权利；而法定代理人属于全权代理，其代理权不受限制，但却不属于当事人，而是诉讼代理人12，代理之结果则由被代理人承受。笔者的理解是，近亲属适用于被害人死亡的情形，而法定代理人则适用被害人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形，二者应当区别适用且不可兼任。
第二，财产保全的依职权适用与检察介入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该条规定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第二层次是当事人或者检察院申请法院保全，第三层次是附带民事诉讼保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中，前两个层次的安排，改变了民事诉讼法一贯坚持的先由当事人申请保全、只有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依职权保全的程序要求，而且法院依职权保全时无须“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为前提。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附带民事保全的特别规定，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在犯罪发生后，皆处于极度悲痛之中，很难按正常民事诉讼申请保全，因而这时法院依职权保全十分必要，所以法律将法院依职权保全规定在第一层次，当事人及检察申请为第二层次，这是符合附带民事诉讼现实情况的。
检方介入财产保全系新增内容，为过去所没有，这是新法的一大特色。依笔者理解，如果法院没有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当事人也没有申请法院保全，而实际上又需要实行财产保全，否则将使之后的判决无法执行，使受害人的诉求内容落空，在这种情况下检方介入，申请法院保全，其意义十分重大。但值得研究的是：其一，检方申请保全是以法律监督身份还是一般协作身份而介入，愚以为二者皆有可能，但主要带有附带民事诉讼的监督、提醒成份，否则没必要规定检方介入权之行使。其二，对检方申请保全，法院应当迅速落实保全措施，这里法院应将此种申请视同“检察建议”性质，因而表示重视。其三，检察院申请法院保全不同于一般当事申请保全，无须提供担保，法院应当接受申请并立即采取保全措施。
第三，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应当高度重视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本条是新增加的规定。这一规定与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的精神相一致。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是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对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要求赔偿的诉讼，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13，充分发挥调解的功能，具有特别之意义。一方面，在目前精神损害无法进入诉讼索赔的情况下，调解可以弥补立法缺陷，最大限度实现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诉求愿望。另一方面，调解可以创造被告人向被害人道歉、悔过的机会，求得被害人谅解，积极赔偿其犯罪造成的损失，有望从宽处理。再一方面，调解可以从根本上降低或减弱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仇恨心理，可以消除被告人与司法机关的对抗心理，使矛盾最优化处理，有力推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