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再审理由之理性分析

谭淼　韩阳


法院裁判一旦生效，就具有了既判力。如果无视这种既判力而任意重开审判的话，将会严重损害法的安定性，法律也就难以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法的安定性遭到破坏，程序正义更无从实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将既判力原则绝对化，而置重大事实错误于不顾。这反映了法的确定性与法的真实性之间的尖锐矛盾。但在神明裁判的年代，人们对神充满了信任，对神的裁判更是深信不疑，加之神是不分等级的，所以在神明裁判时代实行一审终审制。在这种诉讼制度之中，刑事裁判的真实性直接依赖于刑事裁判的确定性，既判之事实，视为真实。在这里，真实性与确定性是完全统一的。只要是确定的判决，就是真实的判决，因而也是不可更改的。
一旦人类掌握了裁断是非的权力之后，刑事裁判的真实性与其确定性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法官们所面临的是极其复杂的纠纷，无论其如何谨慎行事，也难确保裁判绝对正确。如何解决这对矛盾就成为诉讼制度中一个难题。而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相比，还需协调国家刑罚权与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尖锐冲突。
以生效裁判为特定审理对象的再审程序就是专门平衡法的确定性和法的真实性之间矛盾的程序，换言之，就是调和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与发现客观真实之间的矛盾的特殊程序。再审程序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合理地规定再审理由，使之既能严格限制再审的提起，以维护生效裁判的安定性，实现程序正义，又能使重大事实错误得以纠正。协调这对矛盾的关键主要还在于控制再审程序的提起，而并不在于具体的审理程序。因为再审程序的具体审理活动完全可以参照一审或二审程序有关规定，其特殊性并不十分突出。而控制再审的提起以及再审的具体审理活动都离不开再审理由这一关键，因而再审理由，既是再审程序中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考察世界各国的再审模式，无非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两种。本文对刑事诉讼再审理由的研究，首先从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这个角度入手，并在此基础之上，专门论述作为再审理由的新事实的两个性质。

一、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
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利益是衡量诉权的尺度，无利益则无诉权，无利益则无诉讼。刑事诉讼活动就是一场特殊的利益之争，即国家与刑事被告人之间关于刑事责任问题的争议。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国家的这种追诉活动不应不择手段，而必须注重方法。因为刑事诉讼程序，既应当保护社会，也应当保护个人的自由与辩护权利。没有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就不可能有真正公正的制裁。②而公正裁判的一个重要要求是，国家的追诉活动不可以不受限制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十四条第七款规定，任何人依一国法律及刑事程序经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法官一旦宣告判决，其权力即告用尽。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国家在作出一项生效裁判之后，即意味着追诉活动的终结。这是古罗马法中的一项古老原则，习惯上，人们将其归纳为这样一句法谚：裁决一经做出，法官即停止做为法官。①国家的刑罚权已经耗尽，对同一犯罪人的同一犯罪行为不得再行追诉。既然国家的刑罚权已经耗尽，其追诉活动也就缺乏根据。既然如此，不禁要追问，再审制度不是为了追诉，那又是在追求什么呢？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又是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目光应当转到有形程序规则背后的无形程序理念当中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程序规则不过是程序理念的物化而已。
其实，除一审普通程序外，二审和再审程序都属于救济程序范畴，德国刑事诉讼法干脆将抗告、上告和上诉程序直接冠名为法律救济程序。那么救济是什么呢？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救济(remedy)是指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一项权利得到实施，或者使侵权行为得到遏制，或使受害方得到补偿，或使错误行为得到矫正②。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救济是纠正、矫正或改正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③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救济是通过矫正、改错等方式，使受害者得到补偿。没有权利就没有救济，如果受害人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就不成其为权利，因而即使受到侵害，也不能申请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听任权利受到侵害而置之不理，那么该项权利也就不成其为权利。由此可见，权利与救济构成了对语，互为内容。
救济程序是如何实现救济目的呢？这还需要继续挖掘救济一词的涵义。救济是纠正错误的，那么必须明确纠正谁的错误以及纠正什么性质的错误。受害者的权利是否正当，应否得到救济。就刑事救济程序而言，所要纠正的是生效裁判中重大的事实错误或法律错误。申请救济的权利主体是受原生效裁判约束的不利益一方。那些只设立有利于被告人再审程序的国家认为，受生效裁判不利影响的只有原审被告人，所以申请救济的唯一主体应当是被告人，救济程序也只应为有利于被告人而设，而不应再设立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程序。而设立了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程序的国家则认为，国家于此当中也存在不利益，所以国家也有权提起再审程序，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理论认为，检察机关具中立性质，其为有义务维护法律之公家机关，因此不论是就有利或不利被告之情形，只要裁判不正确，都会造成检察机关之不利，即增加其负担。基于此，检察机关可以提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④
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法理论和法律规定普遍将再审程序分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程序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程序，但从再审程序的发展趋势来看，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程序将逐渐成为主流。例如，自从1791年法国宪法规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后，法国就不再允许提起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如果事实错误已经导致有的人被宣告无罪释放，裁判决定一经取得既决事由的权威效力，便构成一种绝对障碍，阻止对错误地宣告无罪释放的决定进行任何变更。⑤日本现行刑事诉讼法根据宪法第39条所规定的一事不再理精神，⑥也只规定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废除了旧法中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据不完全统计，大多数国家都只规定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但是，德国、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仍然规定了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程序。
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再审理由。各国的再审理由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裁判者和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第二类为原生效裁判所赖以成立的证据为伪造或虚假的；第三类为出现新的事实足以否定原生效裁判。前两类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所共有，但第三类则仅可开启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程序，而禁止以此为由提起不利于被告的再审。这是再审理由内容上的特点。此外，就规定再审理由的形式而言，通常采列举的方式，这相对于概括式而言，更可限制提起再审，特别是限制了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的提起。
虽然德国、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程序。但如果不细加分析，就很容易仅凭这一点，就得出德国、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不力的结论。这一论断未免有些轻率，如果深入分析则会发现问题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以德国为例。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六十二条［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规定有下述情形之一时，准许对受有罪判决人不利地重新开始已经以发生法律效力结束的程序：1、审判时作为真实证书对受有罪判决人有利地出示的证书，是伪造或者变造的；2、证人、鉴定人犯有故意或者过失违反宣誓义务，或者故意作出违背誓言的虚假陈述之罪，作出对受有罪判决人有利的证词、鉴定；3、参与了判决的法官、陪审员，在与案件有关的问题上犯有应处罚的违反其职务义务的罪行；4、被宣告无罪人在法庭上、法庭外作了值得相信的犯罪行为的自白。由此可见，德国虽承认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但这种再审是以裁判者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的枉法裁判或舞弊行为为其再审理由的，惩罚的是诉讼中的不诚实行为，并非在继续行使追诉权，因为并未允许以发现新事实为由的不利于被告的再审。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二十二条［为受判决人之不利益申请再审之理由］规定，一、有第四百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者第五款之情形者。①二、受无罪或轻于相当之刑之判决，而于诉讼上或诉讼外自白②，或者发见确实之新证据，足认其有应受有罪或重刑判决之犯罪事实者。三、受免诉或不受理之判决，而于诉讼上或诉讼外自述，或发见确实之新证据，足认其并无免诉或不受理之原因者。分析这些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被限定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即只允许对那些通过作伪证或者裁判者徇私枉法以及被宣判无罪的人完全出于本人真实意思而供认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情况进行不利于被告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要求所有诉讼参与人都要以诚实信用的态度参与刑事诉讼，①无论是国家还是当事人，无论是证人还是鉴定人都应当遵守这一原则，如果出现枉法裁判或作伪证等违背该原则的情形时，必须予以纠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维护一个普通法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自己的不法行为中获利（Commodum ex injuria sua non habere debet. The wrongdoer should not derive any benefit from his own wrong）。此外，法律对这些再审理由的明确性或称可靠性有很高的要求。这就从证明标准的角度抬高门槛，以限制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程序。
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的严格限制，除了从再审理由的内容方面之外，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还在这种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以及启动时间等方面，也作了严格限制。再审是一种特殊救济程序。无利益就无诉讼。救济程序同样需要以救济利益为前提，否则就无须救济。再审应当救济那些真正需要救济之人，由于被告人只对有利于已的再审有救济利益，所以法律只规定被告人只能提出有利于其己的再审，而禁止其提出不利于已的再审。有权提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的主体依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二十八条规定，为受判决人之不利益申请再审，得由管辖法院之检察官及自诉人为之。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前，在提出再审程序的时间上没有区分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但后来修订为，为受判决人之不利益申请再审，于确定后，经过刑法第八十条第一项期间二分之一者，不得为之。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程序的期限则无任何限制，可以随时提出，即使被告人已经死亡②，也可由其配偶、直系血亲、三等亲内之旁系血亲、二等亲内之姻亲或家长、亲属提出，唯一的限制是，一个再审理由被驳回后不得以同一理由再次提出再审申请。在提起再审时间这一问题上，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也有明确规定，其第33条规定：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申请重新审判只能在作出最终判决后两年内提出。看来，通过规定一定的期限来限制提起再审也是各国的普遍做法。
总之，有利于被告人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并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某个具体的再审理由，而只是对具体的再审理由的内容进行分类的一个价值尺度。这就好比控诉证据和辩护证据分类一样，并不是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而只是一种学理分类。

二、作为再审理由的新事实的成立条件分析

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救济程序，其目的主要在于纠正事实错误，至于法律错误则由非常上诉程序来解决。纠正事实错误在一般情况下只发生在有利于被告的再审之中，由于再审程序是既判力原则的例外，所以对这种再审程序的严格限制就直接体现在对作为再审理由的新事实的取舍标准上。考察世界各国关于新事实的标准，不外乎明确性和崭新性两方面要求。下面就分别讨论这两方面。
1、崭新性要求
崭新性又称之为新鲜性，按照证据从新原则，各国规定再审理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崭新性和明确性。前者是对新证据的时间要求，也称形式要求，而明确性是指新证据的证明力，也称实质要求。
1）崭新性的时间标准
新证据之"新"，即崭新性是与旧相对的，区分它们的标准必须明确，即究竟是以其存在于确定判决宣判之前为条件，还是在确定判决宣判之后。日本的判例认为：所谓新发现的证据，应该有两种情况：1、申请再审的人在原审过程中，就已经明知该证据的存在，却未提出；2、为自始就不知其存在，直到判决生效后才发觉的证据。后来又有一个判例认为：所谓新发现的证据是指证据的发现是新的，至于该证据是否在原判决宣判之前即已存在或是在宣判之后才新发生的，在所不问。由是观之，新证据之"新"，关键在于考察该证据是否早已为人知，而并不考虑其实际存在的时间点究竟是在原判生效之前抑或之后。
2) 新证据之"新"对谁而言
如上所述，新证据之"新"关键在于是否为人所知，而并不在于其实际存在的时间先后。那么这个认识主体究竟是指对法院而言的，还是对当事人而言的，抑或两者兼有？如果新证据早已为当事人所知，却不为法院所知，等到裁判生效之后，如当事人认为裁判对已不利，便又提出该证据，以此为由而申请再审。而如果以法院是否知晓为准，则比较好把握，即以判决书这一可视性依据。究竟如何处理这对矛盾，不妨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德国、法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理论。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59条第五款规定，所谓证据的崭新性，应理解为仅对法院具有崭新性就可以了，所以即使受有罪判决之人已知或因懈怠而没有将其已知的事实向原审法院提出主张，这种证据也不会丧失其崭新性，这种见解目前已经成为德国的通说。
法国在这点上与德国持同样立场。法国刑事诉讼法第622条第4款规定：在定罪以后，以提供或揭发出原判决法院在审理时所不知悉的新的事实或证据，足以对被判罪人是否有罪产生怀疑。可见，法国认为新证据之"新"是只针对法官而言的。但是，被告在原审过程中的隐匿证据行为并非完全不受到"惩罚"，如果他隐匿的是有利于已的证据，虽然仍然允许他以"新证据"的名义提出该证据，并申请再审。但是，该被告人无权以曾经受过有罪判决为由而请求国家赔偿。这一观点已经成为法国的通说。①法国的这种做法非常灵活，既有利于照顾到查明事实真相的需要，又使那些有意作假的人捞不到任何便宜；还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十四条第六款的规定的精神，即在一人按照最后决定已被判定犯刑事罪而后根据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确实表明发生误审，他的定罪被推翻或被赦免的情况下，因这种定罪而受刑罚的人应依法得到赔偿，除非经证明当时未掌握的事实之所以未被及时揭露完全是或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缘故。
与德国和法国的做法不同，日本在这方面要求更为苛刻，它要求当事人在明知该证据而未在原审中提出的情况，必须是出于不能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才承认该证据的崭新性。而对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的内涵，则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应以"无过失"为标准，但这一观点遭到了强烈反对，因为这对于在刑事诉讼中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来说过于苛刻，直接损害了再审程序的救济性，也有碍发现实体真实和实现程序正义。更何况，法院在审查新证据时，往往仅凭诉讼记录而得出被告人因过失而未在原审中及时提出的证据，从而驳回当事人的再审请求。
事实上，即使抛开"无过失"标准，"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这一要求本身就不合理。因为实际情况很复杂，有的被告人在原审进行当中已经知悉该证据，但出于担心因提出该证据而暴露自己的其他罪行，招致更为严重的刑罚，因而权衡再三，两害相衡，取其轻，而在原审中"故意"不提出该证据。对于这种情况，再审应当允许。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自愿代人受罚的人在申请再审时，供出真正的罪犯，此种证据能否属于再审理由中的新证据。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该人是自愿代人受过，又系依其本身所隐匿的证据请求再审，如予以受理，则有违衡平。这一学说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依据罪责自负原则，应当重开审判，以惩真凶，否则有违公平和程序正义。至于代人受过之人则可以通过其他方法予以处理或处罚，例如不予以国家赔偿、罚款等。总之，不能因噎废食而放纵真正的罪犯，因为这同样有违正义。
当事人在原审中曾申请调查而未予调查的证据，是否具有崭新性？日本学者认为，这种证据原则上不具有崭新性。但如原判确定后才发现，被申请调查的证据所包括的内容是原审法院在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调查时所无法预测的话，则具有崭新性，可以作为新证据提出。一般而言，当事人申请调查证据，应当同时说明所申请调查的证据将对案件起什么样的证明作用。而法官也正是依据这一说明来裁定是否有必要进行调查的。如果当时未予调查而后又发现该证据对案件具有重要的证明作用，那么该证据符合再审理由中对新事实的要求，可以据此提出再审申请。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对于再审理由的崭新性要求的理论，采取法国的做法较妥当，既能照顾到救济被告人，又利于国家查明事实真相，实现实质正义。
2、新事实的明确性要求
如果再审理由仅仅满足崭新性要求，但其证明力尚不足以动摇原生效判决时，仍不能启动再审程序。再审理由应当具有相当程度的证明力，学理上将再审理由的证明力概括为再审理由的明确性。如果说崭新性是对再审理由的形式要求，那么明确性则为实质性要求。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讨论再审理由明确性的程度及其判断方法。
1） 关于明确性的程度
各国都普遍重视新事实的明确性，表述大同而小异，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已经发现确实的新证据，足以认为对受有罪宣告的人应当宣告无罪或免诉等；其“足以”两字反映的就是明确性要求。
但从对明确性程度的要求来看，各国规定之间有着细微而重大的差别。日本刑事诉讼法认为，足以认为对有罪宣告的人应当宣告无罪或免诉等。措辞多采“足以……应当……”的句式。
判断再审理由的明确性有两派不同观点，一派观点认为，要求仅凭该证据就足以推翻原生效裁判；另一派观点认为应该降低要求，将该证据与原确定判决所依据的所有证据结合起来作一番综合评价，如果认为有动摇原判决所认定事实的较高的可能性或“盖然性”就可以了。
客观地说，第一派观点有其成立的现实可能性。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62条第1款规定，即在杀人案宣判之后，发现被害人“尚在人间”，或另抓获真凶，或是被定罪人提出了有力的不在场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证据的明确性一目了然，完全达到了“单凭该证据就足以推翻原生效裁判”的明确性程度。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特定的案件中，而且在现实中这种情况也不多见，大多数再审案件是不可能碰巧拥有明确性程度如此之高的新证据的。如果将这一特殊标准当作普遍标准推而广之的话，将会无形之中大大限制了再审的提起，最终只是阻断了救济之途，因而是不可取的。
德国和日本都采取了第二派观点。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五款规定，得到新的事实、证据，仅根据这些事实、证据，或者将它们与先前收集的证据相结合，使得有理由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对他适用较轻的刑法从而判处轻一些的处罚或者科处完全不同的矫正及保安处分。目前基本同意第二种评断标准，由于只规定“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因此这种赞同就只能体现在“判断是否有确凿的应当宣告无罪的证据，应当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日本的判例指出，（1）刑诉法第435条第6项规定的“应当宣告无罪的确凿证据”是指已经确定的判决中事实的认定值得怀疑，有相当的证据足以推翻该认定；（2）在作出这种判断时，对已经确定的判决中的事实认定有相当的怀疑，即可开始再审，在这个意义上，“疑罪从无”是刑事审判的铁则（最决昭和51（1976）年10月12日刑集第30卷第9号第1673页[财田川案件]）。判例适用的正是第二种观点。①
2） 关于明确性的判断方法
判断新事实的明确性是人的主观活动，所以该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鉴此，有必要规定一些外在制约性措施来防止任意开启再审程序。
日本有两种判断新事实的明确性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个别评价说，即凭新证据单个证据的证明力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才能成为再审理由，此说中再审理由的明确性受先前确定判决中已有证据的证据评价的制约，所以此说又称之为心证继承说。另一种为综合评价说，此说认为，判断再审理由的明确性，应将新证据和已有证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判断，而不受先前确定判决中证据评价的约束，所以此说又称之为再评价说。②德国刑事诉讼法采用综合评价说，判断再审理由的明确性，新事实既可以单独，也可以与作为前审事实基础的其他证据相结合作综合判断。③
在有关明确性的判断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即如果这种新证据的明确性（即优势证明力）正巧处于临界点上，即出于有疑状态时，是否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即如果提出的新证据是有利于被告的，明确性存疑时，认定其具有明确性，而如果提出的证据是不利于被告的，则否定其明确性。德国有学者认为，当对新事实的明确性有有疑问时，应注重保障法的安定性，作不利于被告人的判断，因而不允许开启再审程序。④而日本的判例认为：证据明确性，系对确定判决认定之事实，有使合理怀疑，足以推翻原认定事实盖然性之证据，而不采用必须具有推翻有罪判决之高度盖然性。⑤由此可见，对于新事实的明确性的把握实属不易，宽之则易造成滥诉之恶果，无法维持裁判的严肃性，过严则又无法实现再审程序的救济性。德、日两国的不同立场再一次反映了不同国家对再审制度性质的理解差异，也反映出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宽严之度全凭各国的刑事政策来调整。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４８９号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已经２００７年２月７日国务院第１６８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５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００七年三月六日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期货交易行为，加强对期货交易的监督管理，维护期货市场秩序，防范风险，保护期货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期货市场积极稳妥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期货交易，包括商品和金融期货合约、期权合约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从事期货交易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等违法行为。

第四条　期货交易应当在依法设立的期货交易所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交易场所进行。

禁止在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禁止变相期货交易。

第五条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章　期货交易所

第六条　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

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

第七条　期货交易所不以营利为目的，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实行自律管理。期货交易所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期货交易所的负责人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任免。

期货交易所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第八条　期货交易所会员应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期货交易所可以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会员由结算会员和非结算会员组成。

结算会员的结算业务资格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受理结算业务资格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第九条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期货交易所的负责人、财务会计人员：

（一）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期货交易所、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期货公司、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自被解除职务之日起未逾5年；

（二）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撤销资格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或者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的专业人员，自被撤销资格之日起未逾5年。

第十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依照本条例和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交易活动的风险控制和对会员以及交易所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期货交易所履行下列职责：

（一）提供交易的场所、设施和服务；

（二）设计合约，安排合约上市；

（三）组织并监督交易、结算和交割；

（四）保证合约的履行；

（五）按照章程和交易规则对会员进行监督管理；

（六）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职责。

期货交易所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期货交易。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期货交易所不得从事信托投资、股票投资、非自用不动产投资等与其职责无关的业务。

第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下列风险管理制度：

（一）保证金制度；

（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

（三）涨跌停板制度；

（四）持仓限额和大户持仓报告制度；

（五）风险准备金制度；

（六）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风险管理制度。

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还应当建立、健全结算担保金制度。

第十二条　当期货市场出现异常情况时，期货交易所可以按照其章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应当立即报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

（一）提高保证金；

（二）调整涨跌停板幅度；

（三）限制会员或者客户的最大持仓量；

（四）暂时停止交易；

（五）采取其他紧急措施。

前款所称异常情况，是指在交易中发生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或者发生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异常情况消失后，期货交易所应当及时取消紧急措施。

第十三条　期货交易所办理下列事项，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制定或者修改章程、交易规则；

（二）上市、中止、取消或者恢复交易品种；

（三）上市、修改或者终止合约；

（四）变更住所或者营业场所；

（五）合并、分立或者解散；

（六）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期货交易所上市新的交易品种，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十四条　期货交易所的所得收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但应当首先用于保证期货交易场所、设施的运行和改善。

第三章　期货公司

第十五条　期货公司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条例规定设立的经营期货业务的金融机构。设立期货公司，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注册。

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或者变相设立期货公司，经营期货业务。

第十六条　申请设立期货公司，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从业人员具有期货从业资格；

（三）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章程；

（四）主要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信誉良好，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五）有合格的经营场所和业务设施；

（六）有健全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七）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和各项业务的风险程度，可以提高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股东应当以货币或者期货公司经营必需的非货币财产出资，货币出资比例不得低于85%。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受理期货公司设立申请之日起6个月内，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进行审查，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委托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期货公司的股权。

第十七条　期货公司业务实行许可制度，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其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业务种类颁发许可证。期货公司除申请经营境内期货经纪业务外，还可以申请经营境外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期货业务。

期货公司不得从事与期货业务无关的活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期货公司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期货自营业务。

期货公司不得为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人提供融资，不得对外担保。

第十八条　期货公司从事经纪业务，接受客户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为客户进行期货交易，交易结果由客户承担。

第十九条　期货公司办理下列事项，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合并、分立、停业、解散或者破产；

（二）变更公司形式；

（三）变更业务范围；

（四）变更注册资本；

（五）变更5％以上的股权；

（六）设立、收购、参股或者终止境外期货类经营机构；

（七）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前款第（四）项、第（七）项所列事项，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前款所列其他事项，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第二十条　期货公司办理下列事项，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批准：

（一）变更法定代表人；

（二）变更住所或者营业场所；

（三）设立或者终止境内分支机构；

（四）变更境内分支机构的营业场所、负责人或者经营范围；

（五）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所列事项，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前款第（三）项所列事项，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　期货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办理期货业务许可证注销手续：

（一）营业执照被公司登记机关依法注销；

（二）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3个月未开始营业，或者开业后无正当理由停业连续3个月以上；

（三）主动提出注销申请；

（四）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期货公司在注销期货业务许可证前，应当结清相关期货业务，并依法返还客户的保证金和其他资产。期货公司分支机构在注销经营许可证前，应当终止经营活动，妥善处理客户资产。

第二十二条　期货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业务管理规则、风险管理制度，遵守信息披露制度，保障客户保证金的存管安全，按照期货交易所的规定，向期货交易所报告大户名单、交易情况。

第二十三条　从事期货投资咨询以及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等业务的其他期货经营机构，应当取得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资格，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第四章　期货交易基本规则

第二十四条　在期货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的，应当是期货交易所会员。

第二十五条　期货公司接受客户委托为其进行期货交易，应当事先向客户出示风险说明书，经客户签字确认后，与客户签订书面合同。期货公司不得未经客户委托或者不按照客户委托内容，擅自进行期货交易。

期货公司不得向客户做获利保证；不得在经纪业务中与客户约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担风险。

第二十六条　下列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期货交易，期货公司不得接受其委托为其进行期货交易：

（一）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二）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期货交易所、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和期货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三）证券、期货市场禁止进入者；

（四）未能提供开户证明材料的单位和个人；

（五）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不得从事期货交易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七条　客户可以通过书面、电话、互联网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向期货公司下达交易指令。客户的交易指令应当明确、全面。

期货公司不得隐瞒重要事项或者使用其他不正当手段诱骗客户发出交易指令。

第二十八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及时公布上市品种合约的成交量、成交价、持仓量、最高价与最低价、开盘价与收盘价和其他应当公布的即时行情，并保证即时行情的真实、准确。期货交易所不得发布价格预测信息。

未经期货交易所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期货交易即时行情。

第二十九条　期货交易应当严格执行保证金制度。期货交易所向会员、期货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保证金，不得低于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标准，并应当与自有资金分开，专户存放。

期货交易所向会员收取的保证金，属于会员所有，除用于会员的交易结算外，严禁挪作他用。

期货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保证金，属于客户所有，除下列可划转的情形外，严禁挪作他用：

（一）依据客户的要求支付可用资金；

（二）为客户交存保证金，支付手续费、税款；

（三）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　期货公司应当为每一个客户单独开立专门账户、设置交易编码，不得混码交易。

第三十一条　期货公司经营期货经纪业务又同时经营其他期货业务的，应当严格执行业务分离和资金分离制度，不得混合操作。

第三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会员、客户可以使用标准仓单、国债等价值稳定、流动性强的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进行期货交易。有价证券的种类、价值的计算方法和充抵保证金的比例等，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第三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期货保证金存管、期货结算业务的资格，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三十四条　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应当按照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财政部门的规定提取、管理和使用风险准备金，不得挪用。

第三十五条　期货交易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并公布。

第三十六条　期货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

第三十七条　期货交易的结算，由期货交易所统一组织进行。

期货交易所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期货交易所应当在当日及时将结算结果通知会员。

期货公司根据期货交易所的结算结果对客户进行结算，并应当将结算结果按照与客户约定的方式及时通知客户。客户应当及时查询并妥善处理自己的交易持仓。

第三十八条　期货交易所会员的保证金不足时，应当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会员未在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时间内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的，期货交易所应当将该会员的合约强行平仓，强行平仓的有关费用和发生的损失由该会员承担。

客户保证金不足时，应当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客户未在期货公司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的，期货公司应当将该客户的合约强行平仓，强行平仓的有关费用和发生的损失由该客户承担。

第三十九条　期货交易的交割，由期货交易所统一组织进行。

交割仓库由期货交易所指定。期货交易所不得限制实物交割总量，并应当与交割仓库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交割仓库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出具虚假仓单；

（二）违反期货交易所业务规则，限制交割商品的入库、出库；

（三）泄露与期货交易有关的商业秘密；

（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参与期货交易；

（五）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条　会员在期货交易中违约的，期货交易所先以该会员的保证金承担违约责任；保证金不足的，期货交易所应当以风险准备金和自有资金代为承担违约责任，并由此取得对该会员的相应追偿权。

客户在期货交易中违约的，期货公司先以该客户的保证金承担违约责任；保证金不足的，期货公司应当以风险准备金和自有资金代为承担违约责任，并由此取得对该客户的相应追偿权。

第四十一条　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应当向结算会员收取结算担保金。期货交易所只对结算会员结算，收取和追收保证金，以结算担保金、风险准备金、自有资金代为承担违约责任，以及采取其他相关措施；对非结算会员的结算、收取和追收保证金、代为承担违约责任，以及采取其他相关措施，由结算会员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和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应当保证期货交易、结算、交割资料的完整和安全。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不得恶意串通、联手买卖或者以其他方式操纵期货交易价格。

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规使用信贷资金、财政资金进行期货交易。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期货交易融资或者担保业务的资格，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四十五条　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进行境内外期货交易，应当遵循套期保值的原则，严格遵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关于企业以国有资产进入期货市场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六条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对境内单位或者个人从事境外商品期货交易的品种进行核准。

境外期货项下购汇、结汇以及外汇收支，应当符合国家外汇管理有关规定。

境内单位或者个人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外汇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五章　期货业协会

第四十七条　期货业协会是期货业的自律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

期货公司以及其他专门从事期货经营的机构应当加入期货业协会，并缴纳会员费。

第四十八条　期货业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

期货业协会的章程由会员大会制定，并报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期货业协会设理事会。理事会成员按照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

第四十九条　期货业协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教育和组织会员遵守期货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制定会员应当遵守的行业自律性规则，监督、检查会员行为，对违反协会章程和自律性规则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三）负责期货从业人员资格的认定、管理以及撤销工作；

（四）受理客户与期货业务有关的投诉，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

（五）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反映会员的建议和要求；

（六）组织期货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开展会员间的业务交流；

（七）组织会员就期货业的发展、运作以及有关内容进行研究；

（八）期货业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期货业协会的业务活动应当接受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五十条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对期货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有关期货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并依法行使审批权；

（二）对品种的上市、交易、结算、交割等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三）对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交割仓库等市场相关参与者的期货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四）制定期货从业人员的资格标准和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

（五）监督检查期货交易的信息公开情况；

（六）对期货业协会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七）对违反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八）开展与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有关的国际交流、合作活动；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和交割仓库进行现场检查；

（二）进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

（三）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事项做出说明；

（四）查阅、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财产权登记等资料；

（五）查阅、复制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期货交易记录、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和资料，可以予以封存；

（六）查询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的保证金账户和银行账户；

（七）在调查操纵期货交易价格、内幕交易等重大期货违法行为时，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限制被调查事件当事人的期货交易，但限制的时间不得超过15个交易日；案情复杂的，可以延长至30个交易日；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五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应当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报送财务会计报告、业务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

对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报送的年度报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进行审核，并制作审核报告。审核人员应当在审核报告上签字。审核中发现问题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必要时，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交割仓库，以及期货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人报送相关资料。

第五十三条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时，被检查、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

第五十四条　国家根据期货市场发展的需要，设立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

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第五十五条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制度，设立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

客户和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以及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应当遵守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关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的规定。

第五十六条　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对保证金安全实施监控，进行每日稽核，发现问题应当立即报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依照本条例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第五十七条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对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和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期货从业人员，实行资格管理制度。

第五十八条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制定期货公司持续性经营规则，对期货公司的净资本与净资产的比例，净资本与境内期货经纪、境外期货经纪等业务规模的比例，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等风险监管指标做出规定；对期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经营条件、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保证金存管、关联交易等方面提出要求。

第五十九条　期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不符合持续性经营规则或者出现经营风险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期货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采取谈话、提示、记入信用记录等监管措施或者责令期货公司限期整改，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期货公司逾期未改正，其行为严重危及期货公司的稳健运行、损害客户合法权益，或者涉嫌严重违法违规正在被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调查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别情形，对其采取下列措施：

（一）限制或者暂停部分期货业务；

（二）停止批准新增业务或者分支机构；

（三）限制分配红利，限制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报酬、提供福利；

（四）限制转让财产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

（五）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有关业务部门、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

（六）限制期货公司自有资金或者风险准备金的调拨和使用；

（七）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行使股东权利。

对经过整改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持续性经营规则要求的期货公司，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验收完毕之日起3日内解除对其采取的有关措施。

对经过整改仍未达到持续性经营规则要求，严重影响正常经营的期货公司，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撤销其部分或者全部期货业务许可、关闭其分支机构。

第六十条　期货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期货市场秩序、损害客户利益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期货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或者接管等监管措施。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以对该期货公司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以下措施：

（一）通知出境管理机关依法阻止其出境；

（二）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转让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财产，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

第六十一条　期货公司的股东有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行为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责令其转让所持期货公司的股权。

在股东按照前款要求改正违法行为、转让所持期货公司的股权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限制其股东权利。

第六十二条　当期货市场出现异常情况时，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采取必要的风险处置措施。

第六十三条　期货公司的交易软件、结算软件，应当满足期货公司审慎经营和风险管理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关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规定的要求。期货公司的交易软件、结算软件不符合要求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要求期货公司予以改进或者更换。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期货公司的交易软件、结算软件的供应商提供该软件的相关资料，供应商应当予以配合。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对供应商提供的相关资料负有保密义务。

第六十四条　期货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者股权被冻结或者用于担保，以及发生其他重大事件时，期货公司及其相关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自该事件发生之日起5日内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提交书面报告。

第六十五条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向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等市场相关参与者提供相关服务时，应当遵守期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并按照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第六十六条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与有关部门建立监督管理的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机制。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

第六十七条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期货交易所、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和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等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保守国家秘密和有关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的利益。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　期货交易所、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一）违反规定接纳会员的；

（二）违反规定收取手续费的；

（三）违反规定使用、分配收益的；

（四）不按照规定公布即时行情的，或者发布价格预测信息的；

（五）不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报告义务的；

（六）不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的；

（七）不按照规定建立、健全结算担保金制度的；

（八）不按照规定提取、管理和使用风险准备金的；

（九）违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关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规定的；

（十）限制会员实物交割总量的；

（十一）任用不具备资格的期货从业人员的；

（十二）违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所列行为的，应当责令退还多收取的手续费。

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有本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所列行为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处罚、处分。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有本条第一款第（九）项、第（十二）项所列行为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处罚、处分。

第六十九条　期货交易所、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一）未经批准，擅自办理本条例第十三条所列事项的；

（二）允许会员在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期货交易的；

（三）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期货交易，或者违反规定从事与其职责无关的业务的；

（四）违反规定收取保证金，或者挪用保证金的；

（五）伪造、涂改或者不按照规定保存期货交易、结算、交割资料的；

（六）未建立或者未执行当日无负债结算、涨跌停板、持仓限额和大户持仓报告制度的；

（七）拒绝或者妨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监督检查的；

（八）违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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