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松材线虫病防治条例

（2009年7月31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防治松材线虫病，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植物检疫条例》和《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松材线虫病的防治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松材线虫病防治应当遵循属地管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预防为主、分类施策、综合防治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治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制定防控应急预案，落实防治工作责任和防治措施。
　　乡（镇）人民政府（含街道办事处，下同）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上级人民政府的要求，建立具体监管制度，明确责任人员，履行松材线虫病防治相关职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交通运输、民航、铁路、广播电影电视、工商、出入境检验检疫、电力、通信、邮政等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松材线虫病防治与检疫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省、市、县（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以下简称防治检疫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松材线虫病的检疫、检查、疫情监测、除治方案设计与技术指导以及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松材线虫病发生区及其毗邻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联防联治制度,共同做好联防区域内的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
　　跨市、县（区）范围的松林，其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有争议的，由争议双方所在地的共同上级人民政府确定。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下列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一）疫情监测、防治、检疫封锁经费；
　　（二）疫情防治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三）疫情防治日常工作经费。
　　省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安排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时，应当向松材线虫病防治任务重、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倾斜。
　　财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松材线虫病防治资金使用的管理，建立有效的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制度。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骗取、截留、挪用防治资金。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科技、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鼓励和支持相关科研、教学、生产单位开展松材线虫病及其防治研究，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在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二章　检疫检查
　　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调运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应当向调出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申请检疫，经检疫合格取得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调运。调出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发放植物检疫证书的，应当同时将检疫情况告知调入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
　　单位和个人跨省级行政区域调运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单位和个人调运松科植物及其制品，应当在调运物品到达次日起五日内将植物检疫材料报调入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备案。调入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可以对调运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进行复检；复检不合格的，应当进行除害处理或者予以销毁。
　　第十二条　疫木不得调出松材线虫病发生区。因当地不具备安全利用条件或者其他特殊情形确需向外地调运疫木的，应当报经省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批准。
　　第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根据疫情防治需要并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松材线虫病发生区及其毗邻地区、重点预防区的交通要道、车站、码头设立临时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点，对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进行检疫检查。
　　配备检疫人员的木材运输检查机构在检查（巡查）中，应当加强对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检疫检查。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在非林区县（市、区）从事松木经营、加工的，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五日内报所在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经营、加工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健全检验检测和内部管理制度，建立购销、加工台账，防止可能染疫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进入市场。
　　第十六条　木材加工企业利用疫木加工板材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利用疫木造纸、制作人造板的，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许可。
　　从事疫木加工的企业应当在每年的安全期内完成对病死松木加工和加工剩余物的集中除害处理工作。安全期为每年的十月一日至次年三月三十一日，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媒介昆虫的羽化期作出适当调整，予以公告，并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除前款规定的疫木加工企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存放、使用染疫松科植物及其制品。
　　第十七条　电力、广播电影电视、通信等单位采购含有松木材料的物品时，应当将检疫要求列入采购合同条款。
　　从事电力、广播电影电视、通信等工程的施工单位，架设电力设施、广播电视网络、通信网络涉及使用松木材料的，应当事先将施工时间、地点通报所在地县（市、区）防治检疫机构。
　　施工单位在施工结束后应当即时清理用毕的松木材料，并按照防治检疫机构的要求进行除害处理或者销毁。
　　防治检疫机构应当对松木材料的清理、除害处理、销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
　　第十八条　防治检疫机构的检疫人员有权依法进入车站、机场、港口、码头、市场、风景名胜区、林地、仓库、建设工地、木材经营加工和使用单位等场所进行松材线虫病检疫检查、查看有关材料和采样检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检疫人员执行检疫任务时，应当穿着检疫制服，出示执法证件。
　　第十九条　对进出境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检疫，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按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和防治检疫机构应当按规定要求互相通报有关检疫信息。
　　第二十条　经检疫检查，发现染疫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所有人应当按照防治检疫机构的要求，在指定地点进行除害处理；不能进行除害处理或者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除害处理的，由防治检疫机构代为除害处理或者予以销毁，除害处理费用由所有人按规定标准承担。
　　防治检疫机构应当对所有人的除害处理进行现场监督。
　　第二十一条　防治检疫机构在检疫检查时，对涉嫌违法收购、加工、运输、销售、存放、使用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经防治检疫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予以暂扣，暂扣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暂扣期满，经查实对具有前述违法情形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防治检疫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对不具有前述违法情形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防治检疫机构应当立即予以返还。
第三章　预防与除治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情的监测工作，建立健全松材线虫病监测网络，配备监测人员，并对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域实行常年定点监测。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松树有异常情况或者枯死的，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当地监测人员报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按照有关监测技术规程的要求进行采样、鉴定。
　　第二十四条　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部署和相关技术规程，根据下列分工，组织进行松材线虫病疫情调查，建立疫情调查技术档案，及时向所在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疫情调查情况：
　　（一）国有林场负责其经营管理的松林、松树的疫情调查；
　　（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松林、松树的疫情调查；
　　（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管理机构负责其管理范围内的松林、松树的疫情调查；
　　（四）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公共绿化范围内的松林、松树的疫情调查；
　　（五）交通运输、铁路部门分别负责公路、铁路用地范围内的松林、松树的疫情调查。
　　第二十五条　松材线虫病发生区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疫情制定松材线虫病除治方案。
　　病死松树由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单位组织专业队伍按照松材线虫病除治方案和防治技术规程进行统一清理。
　　第二十六条　清理病死松树应当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者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协助做好病死松树的统一清理工作。
　　第二十七条　清理病死松树所需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由组织清理的单位按规定办理。
　　清理病死松树和为预防松材线虫病进行松林更新采伐的，其采伐指标在采伐限额内予以优先安排。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防治检疫机构应当加强对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松树的保护，制定具体保护措施，防止松材线虫病传入。
　　禁止将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调入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防治检疫机构应当加强对进入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其他植物的检疫检查。
　　第二十九条　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松林资源分布和松材线虫病发生情况，制定松林更新改造计划，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松林更新改造计划，促进森林健康。
　　对已经发生或者容易发生松材线虫病的公益林，可以采取合理的采伐方式和强度进行更新改造。
　　第三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对古松以及其他有特殊保护意义的珍贵松林、松树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
　　松林、松树的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清除虫害木、衰弱木、雪压木、风倒木、火烧木等，并结合抚育间伐，有计划地更新改造松林。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植物检疫条例》和《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未办理植物检疫证书的，由防治检疫机构进行补检，补检合格的，补发植物检疫证书，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补检不合格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进行除害处理，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未向调入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备案的，由防治检疫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擅自调运疫木的，由防治检疫机构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危害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调运的疫木，应当按照本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进行除害处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非林区县（市、区）从事松木经营、加工，未向所在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未建立购销、加工台账的，由防治检疫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经许可利用疫木加工的，由防治检疫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疫木、加工剩余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未在安全期内完成对病死松木加工和加工剩余物除害处理的，由防治检疫机构责令限期进行除害处理或者销毁，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吊销疫木加工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存放、使用染疫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由防治检疫机构没收染疫松科植物及其制品，并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施工单位未进行清理、除害处理或者销毁松木材料的，由防治检疫机构予以销毁，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规程对病死松树进行清理的，由防治检疫机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将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调入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的，由防治检疫机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松科植物及其制品进行检疫。检疫合格的，责令改正；检疫不合格的，予以没收。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阻碍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办理相关检疫手续、进行除害处理、使用疫木等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扩散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以外，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依法承担松材线虫病防治职责的部门和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管理权限的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履行松材线虫病防治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违反规定的权限、程序核发许可证书和植物检疫证书的；
　　（三）骗取、截留、挪用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松材线虫病发生区，是指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由省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鉴定确认发生松材线虫病的地区。
　　（二）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是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易发生松材线虫病，需要特别保护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和有特殊意义的重点生态区域。
　　（三）疫木，是指染疫的松科植物、松材线虫病发生区内未经除害处理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2004年11月12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松材线虫病防治办法》同时废止。





我国建立综合性银行的法理分析

中山大学法学院 郭健冬

【论文摘要】：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作出了检讨，认为第43条对解决我国金融业的问题的作用非常有限，不再适应金融业的发展。笔者通过对德国综合性银行的历史和制度上的分析，认为德国综合性银行模式比美国的分业经营模式更加适合我国。
关键词：综合性银行 金融体系 商业银行 银证分业经营
【Abstract】 ：In this Note,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Article 43 of the Commercial Bank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only provide a limited solution to the country's problems with securities abus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hina's banking system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universal banking model than to the American model, which separates the business of commercial banking from securities activities. This argument is supported by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universal banking in Germany.
Key words：Universal Bank Financial system Commercial bank separation of commercial banking from securities

引 言
社会的稳定，在于经济的稳定繁荣；而经济的稳定，取决于金融业的稳定。同样金融业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系统的稳定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因此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银行经营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大争议焦点，而混业经营已为大势所趋。混业经营也有不同的方式，大多数学者赞同我国银行业要跟随美国的发展方式，但是笔者认为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和法律框架之下，采取德国式的综合性银行更加适合中国。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学界对德国的综合性银行的研究是不深入的。大多数文章都仅仅局限于对德国银行体系的简单介绍，而对综合性银行得以建立的制度条件缺乏分析，而且有少数文章还带有误导性。因此笔者在介绍德国综合性银行那部分时，为了准确起见，都直接参考外文资料。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商业银行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之争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接着对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作出检讨，从而指出分业经营再不适合我国银行业得发展，第三部分就通过对比德国和中国得现实情况，发现中国与德国的现实情况非常相似，从而提出我国可以引进综合性银行的结论，并且对我国银行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笔者不成熟得看法。
一、商业银行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之争
自从1933年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离，实行分业经营体制以来，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的重大争议问题。尤其在目前，随着金融交易技术进步、信息处理和传输手段改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活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放弃原先的金融分业管制政策，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热衷于兼并收购和多元化经营，现实金融形势的变化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界对这个话题的关注程度，也迫使金融管理当局及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笔者认为，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活动全球一体化这一大背景下，混业经营似乎比分业经营更加符合现实。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混业经营本身如分业经营一样也存在一些缺陷。笔者认为混业经营优于分业经营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理论层面透视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原因：
1．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驱动。银行业的平均成本曲线比普通行业平缓，即具有更大规模经济潜力，同时银行业资产专用性在降低，因此也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范围经济效应。总之，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是混业经营经营的一个不可忽视动机。
2．分散风险的需要。银行业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其有通过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动力，尤其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全球金融市场进入高度动荡时代，金融业的市场风险急剧加大，金融危机日趋频繁，这进一步刺激了分散化金融风险经营的动机。
3．全球竞争的需要。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加快，全球竞争中，金融业规模大小、业务范围宽窄等都是一个不可忽视因素，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分业管制模式与欧洲大陆的全能银行制度存在某些制度性落差，不利于全球竞争，这促使这些国家纷纷放弃原先金融分业管制政策。
（二）从实证中看银行的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
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原先的金融分业管制政策。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２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１１月４日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由美国创立、而后被许多国家认可并效仿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代宣告终结。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以后，日本一直跟随美英推行这种银行与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模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经济飞速发展，金融业日益繁荣，日本银行业为了应对美欧金融机构的竞争，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开始向证券、保险领域渗透，混业经营的倾向越来越明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日本的六大都市银行都采取了混业经营方式。而在欧盟中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德国，从19世纪开始实施综合性银行的模式。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86年发表的“怀特研究报告”。怀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银行倒闭的原因不在于综合经营,而在于监管部门和政府的调控决策错误。怀特判断的证据是:(1)30年代美国破产的银行只占总数的26 3%;(2)207家混业经营的银行中,只有15家破产,占混业经营银行总数的7. 2%,远比单一经营的银行抗风险的能力强;(3)这15家银行之所以倒闭,也并不是把资金投放到证券上造成的,因为这15家银行投资于证券的资产只占其总资产的10%不到。 “怀特研究报告”从实证上动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立法合理性，从而为混业经营洗去了不白之冤：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最灰祸首不是混业经营。
二、对我国现行商业银行分业经营模式的法理分析
1995年《商业银行法》确立了美国模式的分业经营体制，第四十三条规定：“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本法施行前，商业银行已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实施办法。” 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等。
1．《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立法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营思路下，我国的五大国有银行都开办了证券、信托、租赁、房地产、投资（自办公司）等业务，实质上进入了“混业经营”时代。但由于银行自身缺乏应有的自律和风险约束机制，结果是银行自身业务没有办好，投资设立的信托、房地产公司以及其他自办公司也没有一家是办得成功的。在缺乏自律约束和监管能力不足的前提下，混业经营加速了风险的积聚，催化了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生成。因此，国务院于1993年12月25日作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对金融业进行治理整顿并提出了分业经营的管理思路。1995年5月《商业银行法》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国有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
中国的银行业采取分业经营的模式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分业经营对强化金融管制、防范金融风险的确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随着世界金融混业趋势的加强，尤其是我国已加入WTO，混业经营将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但是历经8年，即在2003年，在许多国家纷纷转向混业经营的背景下，我国仍然坚持原有的分业经营制度。全国人大常委对第四十三条作出修正：“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2．《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弊端
从法条文意来分析。第43条的规定只禁止我国银行在国内从事证券业务，但是并没有规定禁止银行在国外从事早在证券业务。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证券市场都存在比较高的风险。因此，如果我国银行在国外直接或者间接（异业子公司）从事证券业务，同样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如果国外风险发生，我国的银行一定会受到牵连。由于我国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的比重很大，因此银行一旦破产，势必会发生连锁反应，最终危及整个金融系统。所以笔者认为，第43条的规定似乎多此一举。
从实证上分析。我国设立分业经营的初衷是为了降低银行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分业论认为,证券市场的风险较大,而银行作为间接融资的机构,在经济体系中担任着重要角色,而且银行面对的是广大社会公众,故不能参与高风险的证券市场,否则会陷入古典式的经济危机,即经济状态恶化→投资者狂抛股票和债券→股市危机→银行危机→经济危机;如果银行不涉足证券业,则以上危机恶性循环的链条就可以被打断,即证券市场的危机不一定能涉及银行乃至整个国家信用机构和信用制度。 然而，任何正确的理论都要经得起事实考验。从近几年的实践看，这种银行体系的运行管理模式不但没有使风险降低，反而使银行风险进一步加大。
在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下，我国的商业银行只能在狭小的存贷款领域、主要面对国有企业从事基本的存、贷款业务活动。由于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致使商业银行或是放款使不良资产比率持续上升，银行为了安全起见少发放贷款，又致使存差过大、资金浪费、业务收入无法抵补业务支出、出现大面积亏损。从深圳发展银行公布的信息可以看出,该行近两年来虽然陆续有至少4家分行开业。但2000年公布的中期业绩表明,其利润总额却比1999年减少了7570 79万元,降幅为27 41%。近年来,国内各商业银行与深圳发展银行一样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因此对商业银行而言,由于存贷利率的不断降低以及存贷利差的逐步缩小,其存贷款业务利润逐步萎缩,银行所承担的金融风险却在逐步增大。
3．实践对43条的挑战
1995年8月，中国建设银行就与美国摩根斯坦利集团等五家金融机构合并组建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拥有42.5％的控股权；中国工商银行则与香港东亚银行合作，从事香港和内地的投资银行业务。 2000年1月我国银行业的分业经营开始发生间接变化。最突出的情况是银行可以接受证券公司的股票质押融资。同年2月中国建设银行向湖北湘财证券公司发放了第一例股票质押贷款。另一间接变化是证券公司的股民持存单买卖股票，银行营业部门与证券营业部的功能融合，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均无禁止。还有一点融合的情况表现在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的董事长由同一人出任。
分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混业经营内在冲动的不断撞击，面对这一情况，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金融分业经营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从1999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然而，令我们失望的是，上述的规章都没有表现出银行可以进行混业经营的倾向。法律仍然禁止银行从事证券业务，但是实践中银行却又往往冲击法律的底线。银行甘冒违规的风险，与法律进行博弈，这实质上表明43条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严重障碍。
从上述的论证当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所以即使法律上有明文规定，但是银行也会出于内在的动因，仍然会采取各种方法规避法律，或者创造新的金融商品绕过这道“防火墙”。

三、建立我国综合性银行的法律制度安排
根据银行的规模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中国的银行体系与德国的银行体系非常相似。正是这些相似之处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德国采取的综合性银行模式会适用于中国。在这种模式之下，银行的业务进行存贷款业务、贴现业务、经纪人服务、保管箱服务、投资基金业务、担保业务、资金转账业务、证券承销业务和电子银行业务等几乎所有金融业务。正如综合性银行在19世纪的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笔者相信，它的引入同样会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极大的推进。
（一）德国综合性银行存在的必然性分析
通过对中、东欧和德国的综合性银行的比较，William L. Horton, Jr.总结出四个对德国综合性银行的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
1．银行与工商业紧密联系
德国综合性银行在与公司签订贷款合同之后，他们会试图通过各种联系与客户扩展其他的业务关系。银行会利用他们与客户之间的借贷关系，向客户介绍他们的其他金融商品，以建立一种全方位的服务关系。综合性银行通常会取得公司董事会的成员资格，通过购买大量的股份对公司的管理施加一定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这些银行可以为整个经济领域创造巨大的利润。例如德意志银行与运输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德瑞斯顿银行则在化纤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银行与客户的这种长期的良好的关系建立在贷款关系之上。银行的贷款，作为一种融资手段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德国缺乏发达的证券交易市场和其他大型的金融机构。所以这种借贷关系的维持对于公司的发展意义重大。这就是德国综合性银行繁荣的原因。
（1）不发达的证券市场
由于缺乏一个发达的证券市场作为筹措资本的手段，公司的资金大多依赖于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据统计，1985年，公司通过证券市场所获得的资金只占总融资量的7.2％，而与此相反的是，银行贷款占总融资量的64.4％。在德国全境2500间证券公司里面，直到1992年5月，才有650间被列名在德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而在这650所列名的证券公司里面，有将近30所公司占据了证券流通量的3/4。与此形成有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将近有350，000间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不能自由流通），30，000间一般合伙企业和130，000间有限合伙企业。综合性银行和不发达的证券市场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证券市场缺乏竞争力是综合性银行发展的根本原因。由于银行可以参加包括保险业务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所以银行在资本筹措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而抑制了证券市场成为具有竞争性的融资手段的可能性。
（2）与工商业的结合
一个集中的银行业意味着德国的公司只能从数量有限的银行中获得他们所需的资金。正是银行的规模足够大，以至于几乎能够解决公司的所有金融业务的需要，所以公司一般会乐意与银行建立多方面的服务关系，而不会再寻找其他金融机构。我们可以美国和德国的比较中看出德国银行的行业垄断性。1989年，美国大概有12，800间商业银行，德国有4，400间。而在这4，400间当中，有1，200间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少于$28，400，000。其中最大的三间银行却占据了保险、运输、和信用证业务的大部分市场份额。

2．银行贷款决定的自由作出
德国综合性银行的得以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银行家在对经济风险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作出银行的贷款决定。而最根本的就是综合性银行是私有实体，它不受政府的行政干预，免于受客户的影响。即使银行与客户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作出贷款的决定之时，银行仍然会提出一些尖锐性的问题。Deutsche Bank-Siemens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除此之外，银行家的素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德国的银行家有足够的能力作出有效的贷款决定，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去评估投资银行的固有风险。
3．中央银行监管的独立性
德国中央银行即德意志联邦银行。联邦银行设立资本为 ２９亿马克，为中央政府持有。但是，政府并不具有任何影响联邦银行独立性的权力。相反，尽管政府要求联邦银行支持其经济政策，但联邦银行在行《联邦银行法》所赋予的权力时无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指示。联邦银行有义务就货币政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并根据政府的需要提供有关信息。联邦政府也邀请联邦银行行长参加有关重要货币政策问题的讨论。